[ 供稿:办公室    点击数:536    更新时间:2017/9/14 ]

“把百姓的事放在心里”——习近平在河北正定工作的难忘岁月(二)

  摘掉“高产穷县”的帽子

  “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,咱们这些领导对不起江东父老。”

  ——习近平

  19824月初的一天,紧邻正定县城的永安公社三角村大队部走进了几个推着自行车的人。

  “这是习书记,到你们村转转,了解了解情况。”有人向迎出来的大队干部介绍身边个子最高的年轻人。

  1982325日,主动要求到基层工作的习近平,被石家庄地委任命为正定县委副书记。到任伊始,他就骑着自行车走村串户,调查研究。

  全县第一个粮食亩产过千斤的三角村是习近平调研的首站。

  可习近平没想到,出了大队部,和站在街头的几位群众拉起家常,大家说到生活上的首要问题竟是“粮食不够吃”。

  “一年干下来,从年头吃不到年尾。”

  “谁家不够吃了,就偷着去新乐、无极、藁城等邻县的村里换红薯干吃。”

  “一斤粮食能换三五斤红薯干,总比饿肚子强。”

  听到大家七嘴八舌倒苦水,习近平关心地追问:“村里这样人家多吗?”“别的村也这样吗?”

  说话间,人群旁过去几辆自行车,一位社员抬手指着车上驮着的小口袋告诉习近平:“你瞧,这准是去换红薯干的。”

  “近的骑十几里,远的骑几十里。还得偷着,怕丢了先进村的人呢。”今年60岁的三角村村民冯新贞忆起往事,忍不住叹息:“征购交得多,手里又没钱买粮,没办法啊!”

  上世纪70年代初,正定成为我国北方地区第一个粮食亩产“上纲要”“过黄河”“跨长江”的高产县,被树为全国“农业学大寨”的先进典型。全县每年粮食征购任务高达7600万斤,交完征购,再扣除种子、饲料等,留下的口粮已经远不够百姓填饱肚子。由于保征购是政治任务,必须完成,地里只能上茬小麦下茬玉米。

  冯新贞给记者算了笔当年的账:“一斤小麦12,一斤玉米8分,一亩地最多收入60多块。棉花一斤一块多,一亩地能收至少100多块。你说,光种粮食,老百姓手里哪能有钱?”

  1981年底,全县人均收入仅140多元,每天只有4角钱。

  从三角村调研回来没多久,一天晚上,看到时任县委副书记的程宝怀办公室还亮着灯,习近平便推门进去。

  “老程啊,领导说让我到正定任职,是给我选了一个‘好县’。依你看,什么是‘好县’?”

  程宝怀脱口而出:“咱正定就是好县啊。”

  他给了习近平三个理由:一是对国家的贡献大,每年上交粮食征购全省第一;二是县里领导班子很团结;三是全国“农业学大寨”先进县。“像三角村,又是先进中的先进,全国各地可都来参观学习呢。”

  习近平听后笑了:“老程啊,我认为,是不是‘好县’应该以老百姓生活得好不好来衡量。你刚才说的三角村,亩产过千斤可农民还吃不饱,偷着到外县换红薯干吃。这些事,你了解不?”

  “我了解。”程宝怀说。

  习近平点点头,继续分析:“我觉得正定当前的现状是,经济上农业单打一,农业上粮食单打一。交的粮食越多,群众收入越低,咱们实际是个‘高产穷县’!”

  最后,习近平郑重地说:“我们应该向上级反映一下,争取减少一部分征购。”

  为什么习近平如此关注“高产穷县”?

  在一次县委的小型座谈会上,习近平进行了解释:“绝不能光讲粮食生产、光讲高产粮,不讲经济效益。”“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,咱们这些领导对不起江东父老。”

  “高征购导致群众吃不饱并不是三角村甚至也不是正定独有的。”当时在县委办公室资料组工作的李亚平说,在那个年代,向上级反映高征购问题,说轻了是思想觉悟低,说重了那可就是政治立场问题了。“要向上级反映这个事儿,心里没把老百姓当回事,没有点为民请命的担当精神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。”

  习近平的思考和提议与时任县委副书记的吕玉兰不谋而合。

  在1994年习近平撰写的《高风昭日月 亮节启后人——深切怀念吕玉兰同志》一文中,他赞扬吕玉兰:“了解到征购过重情况后,就主张县委如实向上级反映,经过努力,终于使粮食征购任务核减到4800万斤,给正定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。”文中只字未提自己,可知情人都知道他在解决这一问题中的贡献。

  “习书记和吕书记主张如实向上级反映,其实大家心里都赞成。”时任县委办公室干事的张银耀说,但许多人有顾虑和担心,一是怕有损全国“农业学大寨”先进县的形象,二是怕上级领导不高兴,三是怕对习近平个人政治前途有影响。

  对这些顾虑和担心,习近平的回答是: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实事求是。同中央保持一致,就应实事求是反映群众心声,反映现实问题。

  因此,习近平与吕玉兰一起,跑省进京,向各级相关部门反映这一问题。

  中央很快就派人到正定,与省、地两级相关部门联合组成了调查组。

  调查组进村入户下田,不到十天时间,找了一百多名干部群众了解情况。

  经过核查,调查组把正定粮食征购的实际情况摸清了。当年,全县粮食征购任务减少了2800万斤。

  这一减,三角村村民家的饭桌上多了白面馒头,少了红薯干。

  这一减,正定棉花种植面积很快由1万亩增加到19万亩。

  为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、增加农民收入,习近平还在14.3万亩河滩地上做起了文章。他提出,重点种植林果、花生、瓜菜等经济效益好的作物。

  在习近平的指导推动下,当时的西柏棠公社塔元庄大队积极在河滩地上发展起棉花、花生等多种经济作物种植。

  塔元庄大队人均耕地只有半亩,可开发利用的河滩地却有几百亩。

  “我们就按习书记的指示,鼓励社员搞开发。谁开发了收成就是谁的,大家伙儿积极性很高。”时任塔元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赵桂林回忆,挖垄沟、打机井、平整土地,河滩地上冬闲变成了冬忙。开发利用河滩地100多亩,一亩地就为农民增收约300元。

  “后来习书记再到我们村调研时,我跟他说起河滩地的开发情况,他很高兴。”赵桂林说。

  经过这样的“减”和“增”,1983年,正定县农村人均收入达到358元,同比增长52.3%

  “解决高征购是习书记来后,啃下的第一块硬骨头。他为什么能实事求是、体恤百姓、为民请命?”曾采访过习近平的原《河北青年》杂志编辑周伟思认为,因为吃过很多苦的他“见不得百姓受苦”。

  周伟思曾问过习近平:“为什么要放弃优越的条件,主动申请到一个小县城做基层工作?”

  习近平的回答是,七年的插队生活,使他忘不了农民的艰辛和农村的一切,强烈的社会责任感,让他内心深处始终牵挂着远方贫困的沟壑与山岭……“我渴望尽自己的微薄力量,亲手为他们做一点实在事情。”“在生我养我哺育我的人民身边,和他们一起为理想、事业奋斗。”

  周伟思发表于1984年的报告文学《而立之年》里记录了习近平赴任正定前的心路历程:

  人生太短,在时间的长河里,真正干事业的时间不过二三十年。这二三十年来不得一刻荒芜,来不得一点嬉皮笑脸。这样,或许可以办成一两件事,或许对人类、社会、祖国可以做一点贡献。这能有所贡献之年是多么值得珍惜啊。

  李亚平1983821日的日记中,也记载着习近平边吃午饭边聊时的真情流露:

  “我现在可以说是从生活的锅底一下翻到了社会的顶巅,可是自己觉得并没有喜悦感、快乐感,总是感到有一种责任,就是再也不能让文革那样的情况重演了。”“舒适的生活是庸人的追求,我是准备着入‘苦海’的。”

  在党的十八大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,作为总书记的习近平向全国人民庄严承诺: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!

  在正定,习近平从政伊始,就是这样实践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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